一男子杨佳7月1日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案。嫌犯的身份已经查明，乃皇城根长大的北京人，少年时父母离异，和母亲相依为命，其住处离即将举行大典的鸟巢不过数百米。

    北京人千里迢迢上海袭警，这个情节有相当的戏剧性，难免让人联想翩翩。中国最繁华执法也相对文明的两大都市，其市民享有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一些特权，哪怕是下岗职工，他们得到政府的关照也比别处下岗工人更好，因此凶手的北京人身份让人有些惊愕就不足为怪了。

    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但已有媒体披露，去年10月杨佳是上海游玩，租了辆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怀疑该车是偷盗的，弄回去审查，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从局子里出来的杨佳去有关部门讨说法，申请行政赔偿未果，故怀恨在心。

    这个传言我觉得可信，因为合乎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北京人的行事逻辑。杨佳被冤为偷车贼后究竟受到什么屈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对于一个从小在首都长大而比较偏执的青年而言，这种屈辱感可能过于强烈，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湖南、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民工，在上海被误会为偷车贼，即使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有几个敢去找公安局讨说法？因为生活在底层的民工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忍气吞声是他们生存之道，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比如年底讨不回工资给家人无法交代或者别人欺负得太厉害，才可能反弹。

    而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的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更具有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所以他才按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外地民工看来很傻很天真。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一旦面对冷漠的推诿，加上成长的家庭环境等因素，便激起了惊天血案。杨佳的事和孙志刚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只是孙志刚是被害者，杨佳是害人者。和杨佳北京长大具备较强的权利意识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志刚被收容后，因为不服气而被打死，如果是个数次被收容遣送的农民工，抓进去后逆来顺受，恐怕不至于丧生。

    孙志刚、杨佳事件是很好的社会学标本，我们通过分析这两个标本会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因而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人，他们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比如孙志刚和杨佳，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然而具备现代社会公民常识的孙、杨两位年轻人，忽视了“另一个中国”----那就是传统的臣民中国，在臣民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当官的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在“另一个中国”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多数没能像孙志刚和杨佳那样中了依法治国“毒”，习惯了恶吏欺负的他们不会为一次屈辱而去要个说法，也难因为要不来说法而杀人。对公正还有点信心的孙志刚所以才会嘴硬而遭杀身之祸，同样的原因杨佳怒火难平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无论如何，杀害无辜者决不是什么英雄，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武松受到极大冤屈，就赞成他将张都监家的所有仆人都杀光一样。但杨佳的事件就像孙志刚事件一样，足以引起有关方面深思。另外我还认为，当初办理杨佳案件的警察，即将他抓进局子让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警察以及在杨申诉时冷漠推诿的警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向被杀死的同事亲属说声对不起，“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对同事的死这些还不知其姓名的办案警察至少负有道义责任。

    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参与者放火焚烧了县委县政府大楼和公安局大楼。6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在与当地群众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瓮安“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同时指出，“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

　　每一起看似偶发的公共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值得汲取与反思的教训。石宗源对瓮安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的判断，正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坦诚。那么深层次的因素何在？石宗源指出：“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毫无疑问，正视并且反思这些处于深层次的因素，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也必将有益于避免下一个“瓮安事件”。

　　按照贵州省相关部门的说法，目前事件已经平息，真相已基本查明，但这并不意味着“瓮安事件”可以盖棺论定，一些“深层次的因素”仍需要我们予以正视。首先，我们固然可以相信这是一起 “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也意味着，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者，这起事件也直接体现为一些 “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地方政府执政力的挑衅。因此我们还必须正视，为什么一些群众如此轻易地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煽动利用？这“少数别有用心者”都是谁，用心何在？他们为什么能超越地方党委、政府长期建立起的权威与公信力，而煽动起群众参与暴力事件？显然，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回答，将很难解释这样一场突发性暴力事件的起因，更不足以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当然，仍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的是民众对“瓮安事件”真相的追问。相关部门指出，事件起因源于17岁初中生李树芬之死，是“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的一起群体性事件”。但我们应正视的是，那么多单纯的民事案件，为何偏偏这一起引发这么大的事件？无论如何，既然“事出有因”，那么对李树芬之死的调查就必须让人信服。这不仅包括应当引入更权威、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也包括相关部门要正面回答公众的疑问。比如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起李树芬的婶婶被剪去了头发关进派出所一事，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仅以“我们对她进行了询问，询问完后立即叫她回家了”，并没有正面回答她是否被剪去头发。还比如有记者问到 “有传闻说元凶系县委书记的亲侄女，还有人说是副县长的孩子”之时，黔南州政法委书记仅回答“县委书记不是本地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却省去了副县长之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真相仍然迷离，其结果只会产生更多臆想与猜测。

　　我们社会承担不起更多的 “瓮安事件”，“打、砸、抢、烧”也不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正像专家曾经说过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近期一些地方频频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持像石宗源那样的清醒，正视每一起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无疑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对于瓮安事件，我们要做的显然不仅仅是抓住那少数别有用心者以及直接插手参与的黑恶势力人员，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并且疏导那些被煽动利用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只有让更多群众明白了真相，使权力真正为民所用，他们才不会被轻易地煽动利用。这无疑是瓮安事件更深层次的因素之一，也正是我们必须致力的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和谐关系。

（陕西快板）华南虎传奇

陕西 张三民

各方朋友请安静，

说个快板大家听，

别的事，咱不谈，

只把华南虎来宣传。

华南虎，世罕见，

极度濒危不一般，

谈虎的人成亿万，

谁能像我见一面。

说发现，就发现，

权当虎星上了天，

想出现，必出现，

就在陕西镇坪县。

独闯虎地谱新篇，

金庸也得瞧几眼，

咔嚓一声树枝断，

气定神闲莫慌乱。

老虎可爱不讨嫌，

我拍它盯不眨眼，

25分钟灯光闪，

71张照片立马见。

急如星火造文件，

九州内外捷报传，

新闻发布大发现，

两万到手心稍安。

遗憾网友太愚顽，

非要争个斜与端，

民间质疑外行言，

惟有现管才叫弦。

有无老虎属硬件，

鉴定照片是越权，

诚信已成老皇历，

剑走偏锋数第一。

如果你不信我见，

提着脑袋来发言，

锦囊妙计方胜算，

眼光才能定长远。

师大教授出名言，

老虎姿态是一般，

阿丘记录理太偏，

抽茧剥笋纯扯淡。

杨县跑求中科院，

只怪解炎少情面，

三秦报虎绣球鲜，

赌注下在我这边。

华商追踪总刁钻，

让我发言成难看，

本想《科学》能帮俺，

“平面猫科”把我骗。

惟有关克哥们贤，

内引外联全包揽，

博客宏论大发现，

不让“英雄”把泪弹。

打虎火力猛而泛，

惟有快找毛和便，

保密艰难有风险，

内情只对少人言。

无冕之王一串串，

录音拍照风光艳，

谨防暗探须停电，

随机应变莫等闲。

挺虎同志你甭怨，

老兄实在无高见，

依稀只听山那边，

华南虎啸从未断。

虎崽差点又发现，

似把山羊当午餐，

老伴脑筋转得慢，

实话实说露了馅。

专家多撤我不管，

省厅两人去周旋，

可恨霹雳在晴天，

怀疑德志在导演。

年画老虎添大乱，

欲盖弥彰口难辩，

咬定他用我照变，

谁知人家早五年。

眼下镇坪父母官，

立场不稳离我远，

省厅内部也有变，

我又不是赵本山。

尘埃落定乌云散，

关克也得替我担，

叶公好龙油火燃，

牛到山顶忧回还。

众志成城有法眼，

无影虎区必玩完，

我给老陕丢了脸，

咋办咋办我咋办！

(2007年11月20日0时15分于西安创作定稿，著作权第一人张三民敬告)

                              谈经论政(2008.6.26)

                                  “城市安全”岂由市长表白决定？

                                          张三民

    受汶川大地震波及影响，尤其是“震中向西安发展”这一“谣言”的流传，今年5月以来前往西安旅游、出访和商务考察洽谈的境外团组有所减少，对此，6月20日西安市政府举行与外国驻西安领事馆、商会及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座谈会，会上，西安市长陈宝根强调：“西安是一个安全的城市，欢迎大家来此投资兴业”，同时说“西安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的破坏性地质灾害”、“最近有专家指出根据地震发生规律和西安地质结构，西安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发生大震的可能”。（6月23日人民网）

    诚然，陈市长发展地方经济的愿望是好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也希望西安是个安全的城市，但问题是，地震这个神出鬼没的“幽灵”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听命于首长的指令，一味的行政表态既苍白又可笑。

    安全与否，一个市长怕难以承受芸芸众生的生命之“重”，依“历史”上没有发生大的破坏性灾害来推断“以后”也是安全的结论，难免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沼，究竟是那位专家煞有介事地出言“西安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发生大震的可能”，其“较长时间’又为多久?既然地震及其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就不要说得那么轻巧为好。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而且西部是龙门山等20余条地震断裂带密布的区域，多半大震在西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时下汶川大地震的余震正处“活跃期”，陕西的宁强、略阳与四川青川毗邻，只距西安数百公里，仅隔宝鸡地区，而宝鸡本身和甘肃的天水同在1556年明朝华县8级大地震（死亡83万人）的断裂带上，防震不可无，倘若5.12大地震系主震——余震型，倒也罢了，万一是“双震”型，谁能担当？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那便祈祷上苍，别再震了！

    有趣的是，几乎在陈市长“表白”的同时，23日新华网也披露了《科技日报》上《汶川地震的最大余震尚未达到》之消息，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说“专家认为较强余震密集活动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对余震的起伏规律，科学界目前尚未完全掌握，不能排除再次起伏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晚期强余震”和“超晚期强余震”的概念；同时，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科院院士陈运泰更警告说，“巴特定律（主余震关系）上下波动幅度很大，晚期强余震很可能在人们将其淡忘时突然来袭”。这里的“很可能”，怕亟待我们共同关注了。

    汶川地震后，陕西省应急办也曾反复以手机短信“告知”广大群众“我省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结果，在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宁强、略阳遭受地震重创后，又改口“告知”云“我省汉中、宝鸡地区要加强防范，其它地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那么，让人究竟相信哪一条？孰真孰假，抑或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以史为鉴”，唐山大地震的教训之一，便是对前兆的麻痹反应、会商滞后及信息不透明，痛定思痛，好在国家信息公开法规已经出台，不能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了。

    故而，防震抗震、应对自然灾害也应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它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都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非此即彼、将其对立起来，而一味地讳疾忌医、抽象地表白“城市安全”，虽然看上去很美， 却是不科学的、不理性、不合时宜的，其症结和根本，就是要回归到“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建立长效机制，既密切跟踪余震序列、监测前兆数据、把握地震发展趋势，又把真相及时告知大众，而不是“布袋里买猫”，从而真正稳定人心，发展经济，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工作，使我们的城市更安全，使我们的人民更放心，使我们的民族更强大。

                   体育观察　

                  (2008.6. 24 )                                                                
　　　　　　　　　　                  　张三民

　　在22日凌晨进行的本届欧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俄罗斯队以3：1击败豪门荷兰队而晋级四强，爆出本届欧锦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令世界足坛刮目相看，更为广大球迷始料不及（22日新华网）。

　　我熬夜观看了俄罗斯队与荷兰队的比赛：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第56分钟俄罗斯队长西马克左路下底传中，帕夫柳琴科门前抢顶，先拔头筹，第86分钟，荷兰前锋范尼接队友斯奈德罚出的任意球，头球扳平，加时赛中，俄队阿尔沙文左路突破后零角度吊传禁区，队友托宾斯基飞身包抄，左脚挡球入网，其后阿尔沙文再下一城，终以3：1锁定胜局。击碎了荷兰的夺冠梦想。

　　为什么日前还连克意大利和法国等王牌之师、且拥有众多一流球星的“橙色军团”在面对无大牌球星、“白衣飘飘”的俄罗斯队时却无力回天，一蹶不振呢？

　　我以为，是荷兰教练到队员的侥幸心理在作祟，麻痹轻敌使然，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消减了正常的心态和应有的准备，只有门将可圈可点，其它多像腿上灌铅毫无斗志，与战胜意法时的神勇判若两人，教练的排兵布阵也无变化，单刀范尼更为众矢之“的”，面对朝气蓬勃、速度更快、体能更强的俄罗斯队，他们却像在梦游，缺乏有效的组织，总是幻想着球星的灵光闪现来“拯救”，不时呈现被动挨打的尴尬，而俄队整体打得积极主动，奔跑拼抢不息，一拨一拨地进攻，十数次的撕开了荷队的防线，乃至如入无人之境，荷队门前动辄捉襟见肘，风声鹤唳……俄队把德国“跑不死”的精神、意大利灵巧的控球、巴西的穿插协防、英格兰的长传冲吊与拦截抢断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如俄罗斯文学般的神秘与大气，把几乎完不成的任务完成得从容而简单，如阿尔沙文在荷兰禁区内外不时闲庭信步，仿佛在俄罗斯冰场表演花样滑冰！

　　作为教练，希丁克继续着他的传奇，将巴斯腾玩于股掌之间，作为荷兰籍的俄队教练，他对荷兰队太了解了，始终矜持冷静，只是在胜利之时与子弟们狂欢，释放那被压抑的情感，在狂欢中保持理性，也验证着“名将手下无弱兵”。当然此前荷兰队的几场也很出彩，特别是完胜意法两强也揭示了欧洲无弱旅的格局。

　　足球是体育，但也是人生，不断爆冷、黑马迭出、新贵涌现是必然规律，这也是欧锦赛乃至足球艺术的魅力所在，团结向上与和谐是体育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们酸臭的双脚总能那样出神入化地创造奇迹的根源。

    日前，韩寒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时，称老舍与茅盾的文笔很差，在场的陈丹青表示赞同，并补充“还有巴金”，“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对此评论家浩歌撰文提出，茅盾等杰出的文学大师，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颠覆、贬低他们，可笑而且徒劳。还有一些人表示，韩寒等“炮轰”名家，纯粹为了炒作自己。（6月19日《广州日报》）

　　老舍、茅盾等作家，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相当崇高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不但发行广泛，还被选入中小学教材，作为阅读、写作的范文。多数爱好文学的国人，都景仰和崇拜他们，从没想过挑战他们的权威。现在，“乳臭未干”的80后作家韩寒，竟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否定，不说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口出不逊。

　　韩寒“炮轰”文学大师后，引起一片哗然乃至“围剿”，并不在笔者的意料之外。且不说对他的作品和行为，一向存在着各种争议，就从年龄与资历来讲，一位才20多岁的小字辈，就算才情已经名满天下，按照常理对前辈，多少也应保持点含蓄谦卑。现在一些评论家“教训”韩寒，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在帮他学习“做人”。

　　然而，这些评论家对大师的尊重，笔者可以表示理解，对他们维护大师的方式，笔者却不能赞同。在笔者看来，或许韩寒的“指点江山”，确实太过直接、张扬了些，但他所表达的观点，却未必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茅盾所拥有的文学地位，与其经历、职位等关系很大。而巴金小说的文学成就，也早被作过更公允评价。如钱理群先生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就说“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难以让读者“反复推敲咀嚼”。

　　当然，钱理群等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看法。可是，既然专家可以臧否大师作品，就应当也允许80后的韩寒，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要他是在讲真话。如果韩寒确实不喜欢读茅盾，非要他说茅盾作品如何吸引人，那既是对言论的压制，也不是真正对大师好。对已经逝世的文坛前辈，都不能容忍一点否定的声音，难道不显得保守了一点吗？文学事业的繁荣，最需要开放精神。可以不同意韩寒的观点，却不宜对他上纲上线。

　　笔者个人以为，韩寒固然有些“年少轻狂”，却并没必要借“颠覆”大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他已经名利俱全，并且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位“性情中人”，一向真诚敢言。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韩寒对大师作品的评价，就全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应当知道，真正的大师级作家，是绝对不怕读者挑战的。即便韩寒不是另类少年作家，而只是一位普通的读者，他在阅读大师的文学作品后，也完全有资格进行独立思考，并发出属于个人的声音。

    如果说，近些年来，媒体将失业说成“下岗”、“待业”，将许多的收人实质上下降说成“负增长”而有利于稳定大局的话，那么，今天有媒体将腐败官员的情妇、二奶改叫女友，又是基于什么呢？笔者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如今，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官员来说，其“成功”的却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数十成百个支持、仰仗他的情妇！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对道德说教有着渊源历史的国度，女人问题作为大众敏感的问题，常常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流氓成性、男盗女娼”等一顶顶大帽劈天而盖，直到今天，平民百姓一旦与妻子之外的女人有染，亦免不了“道德败坏、流氓堕落”之口诛笔伐。然而，对几乎95%以上都与众多女人有过“情天恨海”历史的腐败官员来说，公众的“讨伐”却相对格外的“文明”，无外乎为“无视道德要求”、“丧失党员本色”包养情妇、二奶之类，这对平民来说，与其说成是责难，倒不如说成是一种美称。
　　
　　腐败官员的女人改叫女友了，这或许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需求，但人们有理由质疑，在我们这个尚不具备完善的官员任命体制现实里，当官的玩弄女人莫非越来越具备最为安全的环境及条件了？如此而来，以后当官的人嫖娼都可以不叫嫖娼，而应该改为亲密“接触”了。试想想，赤裸裸的腐败与利用腐败的关系，一旦变成平等互“爱”的女友关系，那这种所谓的平等默契关系不正是越来越难被法律所追究的吗？！这就难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能够心诚坦荡地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的。
                                          [段兴焱]